被捕后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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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著：郭立杰
一、第一次目睹牢房
那是一九九零年六月六日，我和葛明礼被送进了沈阳铁路看守所。在门口我被两个警察搜过身后，直接送进了监舍。监舍上很长的一趟平房，总共有三十二个房间，每个房间都用大铁门锁着，走廊里有警察昼夜巡视，跟电视演的差不多。我被关进了二十三号监舍，刚一进门，一个值班的犯人对我说：“蹲下。”他又对我进行了一遍搜身，然后小声问我：“你是哪的？”我也小声说：“我是城南工务段的。”他又对我说：“我是城南机务段的，你是怎么进来的？”我小声说：“我也不知道。”这时，外面的警察来到了窗口，命令这个犯人给我剃头。值班的犯人把我的头剃光了。然后让我到水池子用凉水洗头。
警察走了。值班犯人刘明礼告诉我他是被别人举报进来的，因为他被选送到大连司机学校学习，没选上的人有气，所以就把他曾经偷过铁路上废铁的事儿给他举报了，刘明礼十分后悔被选去学习，感慨中国人的这种损人不利己的行径。他说完自己的事儿，就问我是怎么进来的。
“我也不知道，反正这事儿都过去一年多了，警察告诉我说是我媳妇举报的，纯粹是胡说八道。”我对他说。
“警察那是诈你呢！说你媳妇举报的，你就全得承认了，警察就这样儿，连唬带骗的，再不说就给你上刑了。”他小声儿的对我说。然后给我找了个地方躺下了。只有十五平方米大小的监舍，关着三十二个犯人。大家都睡在地板上，洗脸池和大便器都在屋里，吃饭也在屋里。睡觉的时候，所有人都得侧着身子。监舍不能洗澡，只能用自来水冲一下，这样的机会也是很少的，看守所怕浪费水，犯人们身上都很脏，常有人生疥疮。如果生了疥疮可就惨了，我亲眼目睹了治疗疥疮的方法。四个犯人把生疥疮的犯人衣裤扒光，一丝不挂，两个人用力摁住双臂，两个人用力摁住双腿，另外一个犯人用塑料底的鞋用力地打患处，打得皮开肉绽，被打的犯人用毛巾把嘴堵上。打完了，用咸盐水冲一下，然后把几片“新诺明”碾碎了撒在上面，真是惨不忍睹啊。
二、还真是好样儿的，到了战场上肯定不能当叛徒
我进去的第二天早晨，大家刚吃过饭，全都围在四周坐着，一个刚接班的警察站在窗外笑着说：“哎，我说那个逼，新来的吧，装的挺有样儿啊！”我也不知道他在说谁，我旁边的一个犯人提醒我把腿放下来。我开始有些不解，左右看了看，发现这个屋子里的犯人只有我翘着“二郎腿”。我连忙模仿别人的样子，双手抱着并排的双膝坐好。可是已经来不及了，警察喊了一声：“柳力，把他弄出来卧板儿，一人十鞭子。” 说完他从窗口扔进来一个一米多长的三角带（电机上用的胶皮带）。
那个叫柳力的犯人走到我跟前，说他也是没办法，是我自己点儿背。我站了起来，他挥手打了我两个嘴巴，然后让我把裤子脱下，趴在地板上。一共三十二个犯人，除了两个值班的犯人在睡觉以外，每个人打了我十鞭子，总共打了我二百九十鞭子。当我站起来穿裤子的时候，看见打我的三角带已变成了红色，地板上也流了很多血。我一声不吭地忍受着，警察在外面笑着说：“哎呀，还真是好样儿的，到了战场上肯定不能当叛徒，有种儿，是个汉子。”
过了三天吧，家里把我的被子和衣服送来了。我一看全是我从前穿的旧衣服，只有牙具是妻子买的，我更觉得对不起妻子。要不然怎么会刚打完架就出事儿了呢？出去后一定要和妻子好好过日子，永远也不打她一下。我把牙具保存好，一直没用，因为这是妻子买给我的。在家的时候她总是提醒我刷牙。
第四天，刑警队提审我，一个警察不解的问我，为什么受过良好教育的我会偷东西。他还说很为我惋惜。他破例让我坐下，给我一支“红塔山”烟，还倒了一杯茶水给我。
我礼貌的对他说：“谢谢，希望能够得到宽大处理。”
他对我说：“那就看你的表现了，监舍很难熬，我们也知道希望你积极的配合，争取早日结案，况且你的问题也不严重，像你这样的人，法院量刑的时候也会给予适当照顾，最多也就判个缓刑。”我的问题本来就很简单，半个小时后，我又回到了二十三号监舍。可能是家里找人了吧，一个月内也没有提审我，值班警察也对我挺好。
三、犯了罪的人就不是人了
后来，监舍来了一个江苏的犯人，是因为参与倒卖假火车票进来的。值班犯人给他剃光了头，又强迫他洗凉水澡。所谓的洗凉水澡，也就是把衣服脱光了，从头到下撒上洗衣粉，然后上去两个犯人用手巾使劲搓，搓完了就给他冲两盆凉水。刚来的犯人都是这样处理的，理由是担心新犯人把外面的病菌带进来。看守所里犯人的身体都比较虚弱，没有什么抵抗力的。
我们的伙食要比地方监狱的好，每天一斤粮食，早晨是三两窝头，一根咸菜，一碗开水。中午是四两窝头，一碗汤。晚上是三两大米饭一碗汤。记得当时监舍里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城北大地红烂漫，一天一顿大米饭。我的饭量不大，能吃饱。但是多数人吃不饱，后来我认识的一个警察来到了监舍工作，每到他值班的时候，他就多给我一些饭和菜。监舍里每天都有人挨打，警察一上班，看谁不顺眼就安排监舍里的犯人打他，打人的花样儿也很多，就说刚进来的南方人吧，他叫陆永翔，是张家港一个造纸厂的厂长。因为给买卖火车票的人印制了假火车票被抓了进来。我们听不懂他的南方话，警察就叫我们教他普通话，如果他说得不标准，警察就让我们打他的嘴巴。如果谁打得不响，那就要反过来挨十个嘴巴。他都四十多岁的人了，学普通话肯定是非常困难，因此，每天他都挨打，嘴巴老是通红，嘴角老是破的。最终，他的普通话还是不标准，于是值班警察又想出了一个新的刑罚，用我们吃饭的小铝盆儿装满热水放在他的手上。大家坐在地板上观看，警察则在一旁看表，要求是必须坚持十分钟，否则不准喝水。到了晚上，陆永翔悄悄的对我说话，求我帮他弄一点儿药。此时，他的手已经起了大泡。
第二天，值班警察听说有个犯人能手拿开水坚持十分钟，非要见识见识。这下陆永翔可倒霉了，他又端着开水坚持了十分钟，手上的泡全都烫破了，疼得他汗珠子一个劲地往下掉。我用牙膏给他的手敷上。到了我认识的警察值班的时候，我向警察要了几片“新诺明”，碾岁了敷在陆永翔手上。过了大概有五六天吧，陆永翔又求我给他弄药。他的手心已经溃疡了，情况很严重。他的手已经不听使唤了，不能握拳。我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给他出了个主意，让他在值班警察来的时候，说自己有重大线索报告，警察们就会让检察院的人提神他，到时候他就可以和检察院的人说自己的情况。
他真的按照我说的做了。警察带走了他，半个小时后他又回来了，手上缠着绷带。看守所的所长也来了，所长威胁屋子里的犯人，不让我们犯人说出事情真相，如果有人问及，就说是陆永翔自己不小心烫伤的。我们谁要是敢乱说，就要小心出不了这个门。
警察走后，陆永翔向我致谢。我连忙捂住他的嘴，小声告诉他不要再说了，这里有人会告密的。
陆永翔要我放心，检察院说要派人调查看守所。检察院的人看了他的手后，带他到医院处理了伤口。回来的时候还告诉他不要对任何人乱讲，只要他不乱讲，就会从轻处理他。
“看来他们是一伙的，你要小心，千万别乱说，他们也怕事情搞大，如果能够轻点儿判，吃点儿哑巴亏也就算了，跟政府斗是没有好下场的，犯了罪的人就不是人啦。”我小声对他说。
过了半个月，陆永翔提前开庭审理，他被判了三年有期徒刑、缓期两年执行，放回了江苏。临走他把一件上衣留给了我，以表谢意。其实他的犯罪事实比我严重得多。
四、落佩的凤凰不如鸡。有朝一日毛长齐，凤还是凤，鸡还是鸡
到了第三个月的时候，监舍里来了一个五十多岁的犯人叫车延顺。他是东陵区孤家子五三乡的，他家的地就挨着铁路，看人家别人偷铁路的东西，他也跟着偷，年轻的跑了，他被抓住了。他驼背严重，坐不直，警察让我们监舍的犯人给他直过来。先是用鞋底打，每人打十下，后背打肿了，他也没直过来。后来警察又想出了一个办法，让他撅着，后背上放一个盆，盆里装上水，脑袋下面放一个空盆接汗水。他坚持了几分钟汗水就不停地往下流，嘴里不住地求饶：“政府同志，我错了，我有罪，饶了我吧，我再也不敢偷东西了……”
又过了几分钟，他不再说话了，我见他的脸由红变青了，两腿不停地哆嗦，于是动了恻隐之心，我大着胆子对警察说：“让他起来吧，他的后背根本直不起来，这不是强人所难吗？”
“什么？你他妈也想抗拒改造吗？过来，站好！”他大声地呵斥我。我坦然地走到了窗前，他把手伸进了窗子里，拼命地用拳头击打我的面部，我被打得满脸是血。他依然不肯罢休，跑到外面找来了一根疏通下水道的竹子，打开了监舍的铁门，又叫来了另外一个警察，他们用竹坯子蘸凉水抽打我的后背和屁股。我的衣服和裤子都被抽烂了。他们实在是打不动了，终于停下了手，离开了监舍，锁上了铁门。
同监舍的犯人为我脱去了衣服裤子，用凉水把毛巾洗净，擦干了血迹，换上了干净的衣服和裤子。我真想把那套衣裤保存下来，向全世界展览，但那是不可能的。他们很快就让干零活的犯人把它扔掉了。车延顺向我道歉，还说他受不了这里的折磨了，想要自杀。
“小声点儿，自杀就是抗拒改造，让他们听见又要倒霉了。其实他们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打咱们这样儿的死人算什么本事？有本事跟活人斗去。看管犯人的警察都是三流警察，狗屁不是那伙儿的。”我非常蔑视的小声说。
“可咱们现在是虎落平阳被犬欺呀！”他无奈地说。
“落佩的凤凰不如鸡。有朝一日毛长齐，凤还是凤，鸡还是鸡。只要能活着出去，我们还有机会站起来。”我接着说。
“老弟，你真行，你将来出去后一定能做一番事业，坚持到底就是胜利。将来发达了，可别忘了大哥。”他鼓励我说。
五、让当官儿的体验挨整的滋味儿，
到了第四个月，沈阳分局运输科的王科长进来了。他的问题很复杂，检察院七个人专门审他的案子，每天都是从早审到晚。提审回来后，警察对他更不客气，尤其是一个四十多岁的老警察。
记得有一天，那个老警察隔着窗户大声命令孟兆林给王振平两个嘴巴子。孟兆林照着做了。可是老警察却说孟兆林打的太轻了，像没吃饭似的，叫他再打王科长两个嘴巴。孟兆林只好又抡起胳膊用力打了王科长两个响亮的嘴巴。王科长的嘴角立即流出了鲜血。老警察让王科长蹶着，让王科长这个当官儿的好好体验体验挨整的滋味儿，还说他自己一看见当官儿的就憋气，而且气都不打一处来。在老警察当班的时候，王科长只能蹶着，一直到老警察下班为止。
从那以后，一到老警察值班，王科长就要倒霉。老警察变着法子折磨他，蹶着是好的，王科长经常会挨打和“坐飞机”。
六、真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我居然让妻子给送进了监狱，
一转眼冬天到了，我在看守所押了半年了，法院终于开庭审理我的案子了。开庭前，三哥为我请了两名律师。其实律师就是为了和家里人沟通情况，他们对案件的审理毫无帮助，况且中国的法律制度也不允许律师过多地介入案情。开庭前允许和家里接见一次，三哥带着我的小儿子来了，我的最好的朋友韩雪也来了。三哥见面就问我：“知道怎么进来的吗？”我说：“听警察说是我妻子举报的，我觉得不可能。”
“警察说得对，就是你妻子告的。”三哥说。
我依然不相信，但是韩雪也证实了三哥的说法。“真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我居然让妻子给送进了监狱，真是世界奇闻啊，太精彩了，太精彩了。”我感慨的说。
“爸爸，好好干，争取早点回来，我在家听话，不淘气，妈妈是个坏蛋，我不跟她好了，我跟爸爸好。”小儿子懂事的对我说。
三哥和韩雪都问我是否挨打、挨饿，我都说没有，只是休息的不好，所以脸色才比较难看。他们临走的时候，三哥问我还要带点儿什么。
我对三哥说：“什么也不用，等判完了刑，送到监狱或劳改队的时候再送吧，别忘了带几本书，还有笔和纸，将来出去的时候，我要把这段生活写出来。”
接见时间到了，三哥领着我的小儿子，还有韩雪一齐离开了看守所。我又被押回了监舍里。次日法院开庭审理我的案子，我看见了葛明礼。他在庭上极力为自己辩解，把责任全都往我身上推。真是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啊！因为我知道了是我妻子举报的，所以我就把主要责任承担了下来，因此我也成了主犯。
法庭当庭宣布郭明杰在此案中系主犯，判处有期徒刑七年。葛明礼在此案中系从犯，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如对本判决不服，可在十日内，向上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判决结束后，葛明礼问我：“明杰，上诉吗？”
“不上诉，反正早晚都能出来，总不会死在里边吧我相信我会活着出来的。”我对他说。
“我看也是，上诉也没什么用，干脆早点离开这到了监狱还能好一点儿。”他说。
十天后，我和葛明礼都离开了城北铁路看守所，同时，被送到了大北监狱入监队进行服刑前的培训和教育。
为了不让那些曾经伤害过我的人失去饭碗，所以我没有点出他们的真实姓名，因为现在下岗的人吃饭太难了。
虽然他们曾经伤害过我，但是我不想去伤害他们。
一、“犯人警察”比警察更厉害
那是一九九零年的十二月中旬。我结束了入监队的教育，分到了盘锦劳改队六大队瓦厂中队。这是一个新组建的中队，只有十几个老犯人，都是从大队里的各水田中队抽调上来的。我们这一批六十个犯人是第一批来瓦厂的。年龄最大的七十二岁，是个黑龙江人。年龄最小的只有十九岁。新犯人要先学习七天。管教干事姓牛，他首先给我们作了重要讲话。以后就是犯人值班长领着我们学习。主要是照着念一本《犯人教育手册》，是辽宁省劳改总局编写的。然后是到操场上走队列。日常生活主要是犯人值班长和犯人值班员负责。别看他们也是犯人，可他们比警察还厉害，犯人们都称他们是“犯人警察”或者称他们是“大犯人”。
犯人分为三六九等，等级制度非常严格。大院儿里一共有六个中队，一个瓦厂。总值班长是最高的级别，大队值班员其次。他们负责看押被“严管”（因犯错误被严格管理）的的犯人，检查监督各中队的“大犯人”。伙房是最好的改造单位，能吃饱饭，还能私自做点小灶。我去的时候，劳改队正在成立育新学校，名曰：“把劳改队办成改造新人的学校”。老师都是从犯人中抽调的有文化的人。大院里还有一个卫生所，只有一个医生是干警，其余的医生护士都是由犯人来担任。各中队都设一名值班长，若干名值班员。我们瓦厂是相对独立的中队，有自己的伙房。有一名值班长，叫秦小龙，是本溪桓仁县的，设值班员四人，小岗二人，老师一人，伙食长一人，脱管七人。
对新犯人训练是很残酷的，第一天，我便看到了“犯人警察”比真警察更可怕。他们可以随意打任何一个犯人，不需要任何理由。有很多犯人是从农村来的，没文化，犯人守则背不下来。“犯人警察”便给他们上刑，轻的用拖鞋打嘴巴。重的就让你蹲下，然后用脚后跟刨你的背部，名曰“刨根”。到了走队列的时候就更惨了，犯人很难走开齐，走不好的犯人就要挨打，多数犯人都要挨打。我算是幸运的，因为当过兵，受过军事训练，走的很标准，所以没有因此挨过打。学习就更不用说了，《犯人守则》我一会儿就背会了。中队有犯人办的黑板报，他们一看档案，我是大学毕业，便让我负责给他们写板报，所以，在新犯人的学习期间我没挨打。
二、我当上了“犯人老师”
七天的学习、训练很快就结束了，最后一天的时候，值班长秦小龙走到我跟前说：“郭明杰，到教育室去，牛干事叫你，进门先报告，队长让进再进去。”
我来到了教育室门口喊了一声：“报告！”
里面有人答应说：“进来！”
我推开门进去了，看见一个小个子的警察坐在对面的办公桌后。警察很严肃的问我叫什么名字，今年多大了，我都一一作答。
“今天找你来是给你一个机会，我们瓦厂需要一名犯人老师，我看了你的档案，学历很高么，比我还高，我才中专毕业，你他吗的是大本。不过你是犯人，我是警察，你要好好改造，珍惜政府给你的改造机会。”牛干事对我说道。
“谢谢政府的关心，我一定积极改造，争取立功赎罪，早日成为守法的公民。”我说。
就这样我又幸运地当上了犯人老师。
我的任务是：每天犯人收工后，吃完饭组织他们学习，学习的内容是犯人的教材。政治课有三本，文化课有语文和数学两科，都是我一个人教。白天，我把课备好，晚上我便给犯人们讲课。可是犯人太多，聚在一起很难分辨是谁在搞小动作，总有人在下边悄悄说话。牛干事对这种状况很不满意。值班长见状，对我说：“你懂不懂怎么管犯人？”
“不懂。”我老实的回答。
“我教教你吧。”值班长对我说完，便走到一个正在小声说话的犯人面前大声喝道：“站起来！”那犯人立即站了起来，值班长挥手就是几个大嘴巴子，然后从地下拣起一支拖鞋递给那名犯人说：“自己打，二十下，打出响来！”那名犯人自己打了自己二十鞋底子。
这招果然很灵，下面顿时鸦雀无声了。我开始给他们讲课。我根本就没有当过老师，也没讲过课，不过大家都说我讲得不错。值班长走了，下面又乱了套。我只好学着值班长的样子，找了一个正在说话的犯人，“啪、啪”给了他两个嘴巴，这招谁用都灵，下面立即安静了许多。我又找了一个犯人，“啪、啪”给了他两个嘴巴，这回下面一点声音都没有了。我顺利地讲究课给他们留了作业。这下可难坏了不少人，有二十多人不会写字。于是我问牛干事汇报说：“有二十多人，不会写字，作业写不了。”
“写不了也得写，这是任务，总队检查怎么办？你自己想办法。”牛干事说。
我能有什么办法呢？我只好问值班长，倒是他有办法，他笑着对我说：“大学生也不好使了吧？我告诉你吧，这是劳改队，不是社会，学着点儿吧，你不会叫别人代写吗？笨蛋！”于是，我找了几个会写字的代写，这招也挺灵，总队一检查，我们瓦厂的作业是最好的，完成率百分之百。牛干事也高兴地表扬我：“干的不错，到底是大学生，果然有办法。继续干吧。”
三、伴君如伴虎，“犯人老师”也会挨打
两个月后，瓦厂有来了三十名新犯人，这回又我负责教育他们了。值班长事先教了我一套下马威的方法。就是先抓一个倒霉的犯人打一顿，然后其他的犯人就老实了，这叫敲山震虎，杀鸡给猴看。我必须按他说的去做，因为他是犯人里最大的官，比我大一级。有权打我，而我却无权打他。
犯人来了，我拿着花名册在院子里先点名，然后全体犯人把衣服脱光，把裤子退到脚下，检查谁有疥疮。从外面来的犯人得疥疮的很多，几乎每一批新犯人中都有几个。发现了就用监狱的方法给他们治。跟看守所差不多，只是打完了给上一种灰色的疥疮膏，而不是看守所的“新诺明”了。这也算是一种进步吧。
检查完了，教育开始，我让他们站好队，然后选一个倒霉的犯人打一顿，理由很简单，大声呵斥：“你他吗的看什么呢？站好！这是什么地方你知道吗？是龙你得盘着，是虎你得卧着。”然后就开始打，只要不打出毛病就是白打。警察也告诉我们，打人要讲技巧，既要打疼，又不能打出毛病，这是学问。而且时常给我们做示范，教我们怎么打犯人。
按照他们教我的方法，我每天都要找出一至三名倒霉的犯人打一顿。主要是选在警察来的时候，或者选在值班长来的时候。如果我不打，他们就会认为我不负责任，没有管理能力，轻则打我，重则让我出去干重活。时间长了，犯人也明白了。因为凡是我白天打过的犯人，我都会都回在晚上找机会给他们一点儿好处，例如：给他几支烟，让他们多打一点饭菜，给他们时间洗衣服，帮他们写家信，帮他们补旧衣服。他们都明白，如果我不打他们，换了别的“大犯人”可能会打得更重。所以，他们并不因为我打他们而记恨我。
接受改造期间的生活条件很差。我们住的监舍是新盖的房子，东西对面两个长铺，各有三十米长吧，地中间有一个铁炉子取暖，棚上直往下滴水，后来，瓦厂为每个犯人买了一张塑料布盖在被子上。晚上睡觉的时候，屋子里像下雨一样。我的条件比别人好，因为是老师，有点儿特权，可以住在炉子附近，而且白天也有时间睡觉。警察不在的时候还能偷偷地做点儿吃的，下下棋。
可是时间久了，也有失误的时候，常在警察身边转悠难免出问题，正所谓伴君如伴虎。当第二批新犯人来的时候，我就遇到了一件倒霉事儿。我和上次一样，找个倒霉的新犯人打了一顿。可是这回我可是打坏了，到了晚上牛干事把我叫到教育室，进门就给我一顿大嘴巴子。他一边打一边大声地嚎叫：“你他吗的翻天了？你有什么权力打人？你凭什么打人？你瞎了，你不想活了？”他又用两根电警棍电我。我被折磨了半个多小时，最后牛干事大声说：“滚回去，明天好好教，在乱打人小心收拾你！”
我让他打糊涂了，不明白是为什么。明明是他让我打犯人的，这回怎么又不让打了呢？第二天，另外一个警察来到了监舍。他平时对我很好，从来也没打过任何一个犯人。他经常向我请教一些哲学呀，文学呀方面的问题。我见没有别的警察在场，便把昨天的事情跟他说了，请他指点迷津。
“郭明杰，你是犯人，我是警察，按理说有些话我不该对你说。但是我觉得你和别的犯人不一样，你不属于那种道德品质败坏的犯人，你是无意中犯的法，是犯了法的好人。所以，我把你当成一名特殊的犯人来对待，等你将来释放后，我希望我们能成为朋友，但是现在不行。关于你挨打的事儿我白天就知道了，你打的犯人是牛干事妻子的老乡，今天早晨牛干事妻子的老家来了三个人。开着“桑塔那”轿车。这回你明白了吧？”
“太谢谢你啦，等将来出去以后我一定会报答你的。”我感激地对他说。
“我也不图你什么谢，只是觉得你不该在这里，你应该到外面去做一番事业，我会尽量帮助你的，不要跟别的犯人乱说，小心有人告密，劳改队里很危险，不少犯人跟警察有特殊关系，特别要注意管事儿的犯人和伙房的犯人，他们大多数是和警察有关系的，千万别惹他们，有些事儿我也帮不了你，还得靠你自己呀！”他诚恳的对我说。
从那以后，我学得聪明了。家里每个月都来人看我，我让他们带来了好烟，还专门带来了两个高档的打火机。每个打火机的价值都在五百元以上，相当于我在工务段一年的工资收入。为了少受罪，不挨打，家里也只好省吃俭用给我买。这招最灵了，收到打火机的警察从此对我格外的热情关照。只要有警察来到监舍里，我就拿出好烟招待他们。
四、穿上了警服就可以丧失一个人最基本的人性吗？
我的日子过得相对其他的犯人好过了许多。可是家里条件不好的犯人就惨了，他们只能到瓦厂去干活。瓦厂的劳动任务很重，每天早晨六点就出工，天黑才收工。完不成任务的，回到监舍就要挨打，然后蹶在院子里。时间长了，有的犯人熬不下去了。有一个锦州的犯人趁着天黑把十颗针扎进了腹部，那天我和两个犯人抬着他到劳改总队医院去手术。他的父母都来了，监狱让他们送药费来，否则不给做手术。
还有一个本溪的犯人叫马广才，身体很瘦，天天完不成任务，天天挨打，天天在院子里蹶着，有一天，他从外面拣了一颗二寸长的钉子，自己在厕所里用砖头钉进了头部。我和犯人医生给他送到了劳改总队医院。穿衣服的医生从电工儿那里找来了铁钳子，什么麻药也没打，也没消毒，直接就给拔了出来。马广才当时就疼昏了过去，我连忙喊医生：“快抢救啊，死了就麻烦了。”
“喊什么喊，死不了，这样儿的死一个少一个。他不是不想活吗？就让他死好了。”医生漠然地对我说。
他的冷漠让我害怕，从一个医生的口中听到这样无情的话，让我真是无法理解他们。在战场上，我们抓到了敌人的伤兵也要给他治伤啊！他虽然犯了法，可毕竟还不是我们的敌人啊！怎么就能看着他死呢？难道说穿上了警服就会忘记了医生的职业道德吗？穿上了警服就可以丧失一个人最基本的人性吗？
过了好一会儿，马广才终于醒了过来，他没有死。医生用酒精给他擦了几下伤口，贴上一块纱布说：“怎么样？不想死了吧？凑合活着吧！以后少干点儿坏事儿，省得遭这个罪。”
到了五月份，我的妻子来看我了，她提出与我离婚，态度十分坚决，无论我怎么解释都无济于事，我只好签字同意。条件是儿子归我抚养，所有的财产都归妻子所有，我只要儿子就够了。妻子终于带着家里所有的钱财离我而去。直到这时我才相信，我确实是让我妻子告进来的。瓦厂的警察也知道了这件事儿，他们也非常气愤，全都为我感到遗憾，一个年轻的警察气愤地说：“郭明杰，你怎么找了这么个宝贝媳妇呀？要长相没长相，胖乎乎像个猪似的，还他妈地坑人，我真想踹他两脚。”
五、卷入了干警的矛盾，我无法继续做老师
时间长了，我无意卷入了干警的矛盾之中。牛干事对一位现场的干警有意见，闹矛盾。于是告诉我，等那个现场的干警再进监舍的时候不许给他烟抽，也不许给他沏茶水。
这可难坏我了，都是警察，我谁也惹不起呀！我无论怎么做都是不对，都要倒霉。我只好选择回避。可是他们都抽惯了我的好烟，喝惯了我的好茶。过了几天他一进监舍就喊：“郭明杰！”我连忙答应：“到！”接着便掏出了一盒“三五”烟给他放在桌子上，又给他沏了一杯好茶，并且用杯子斟满送到他的面前。这下坏了，等他走了，牛干事就过来气哼哼地对我说：“你他妈地胆儿肥了是不是？他好使我不好使呗？”说着“啪，啪”一顿大嘴巴，我的嘴和鼻子都被打出了血，这还不算完，他又让我跪在水泥地上使劲地用脚踢我，一边踢一边说：“今天我就不信他比我好使，看看到底谁好使？”踢累了，他对我说：“把烟拿出来，把水倒上。”我乖乖地给他点上烟，倒上茶水。他歇了一会儿又说：“跪下，我今天非叫你彻底领教一下谁好使。”说完他又拿出了四根电棍，把我的双手铐在窗户的铁栏杆上，用四根电棍一起电我。更残忍的是，他竟然把电棍伸进我的裤子里电我的阴茎，电我的肛门。我疼得直叫唤，他又用电棍电我的嘴，一边电一边说：“叫你叫唤，你再叫唤！牙给你电掉。”折腾够了，他也走了，我到水池洗了洗，默默的把痛苦咽进肚子里。
等下次那个警察来的时候，叫了我好几声我也不敢答应，于是他问别的犯人：“郭明杰哪去了？”那个犯人用手指了指我呆的地方，那个警察走到我跟前大声说：“我叫你没听见那？”我立即回答：“听见了。”
“听见了为什么不回答？”他话音未落拳头就像雨点般朝我打来，我又被打得鼻口流血。
几天后，关照我的警察终于来了，我把两次挨打的情况对他说了。他也很气愤，可又很无奈地说：“你不能再当老师了，到外面干活去吧，这些人素质太差了。”我连忙说：“没问题，谢谢你了。”他连忙摆手说：“别谢我，我说了也不算，我要说了算马上就放你回家。”
六、他们当然可以任意宰割犯人，因为他们受到了法律的保护
不久，我来到了现场干活。干了正好两天，收我打火机的警察就给我换了工作，他让我到门卫记数，拉出一车瓦我就记一车，到晚上把总数统计好交给厂部就可以了。我是千谢万谢呀，天黑了我偷偷给家里写一封信，叫家里马上来人带钱给这个警察以表谢意。我把信偷偷交给了他。三天后我三哥来了，我给三哥递了个眼色，三哥马上把一盒烟（里面装着钱）递给了他，我们三人都明白了。
我自己一个人和一个工人师傅在门口的岗楼下面，我负责记数，他负责开票，日子过得也挺开心。可是好景不长。到了秋天的时候，瓦厂的几十亩水稻要收割。负责干管的警察陈队长找借口把我临时调走一天，我从未收割过水稻，干了一上午，累的头晕眼花，趴在一捆水稻上就睡着了，这下可坏了，陈队长勃然大怒，嘴里骂骂咧咧地，拳脚一齐上，我也不知累得太疲乏了，还是打得太重了，反正我醒来的时候是趴在监舍里的长铺上。至于是怎么回来的，何时回来的，我是一概不知。到了晚上，一个值班的犯人悄悄给我泡了一碗方便面，我吃了一口就不能吃了，两腮和嘴里疼得要命。值班犯人小声告诉我说：“郭老师，赶快写信叫你家人来吧，陈队长是盯上你了，警察都是这样儿，他们好像知道了你给贾队长的打火机。”我连忙说：“我没给呀。”
“得了吧，唬我有什么用啊？这个地方根本没有那么好的打火机，你哥来了以后，贾队长就有了那个打火机，谁不明白啊？”他小声对我说。
我也很苦恼，因为家里为我花的钱太多了，警察又贪得无厌，我怎么再向家里开口呢？于是我苦苦地想着办法。过了两天，陈队长又找借口让我去跟车拉煤，我悄悄把一封信递给了他，他马上收了起来。犯人往家里邮信是要经过统一检查的，但私自让某个警察邮信也是常有的事儿，双方都明白是什么意思。
信给他了，我心里很矛盾，很怕出问题，于是我找到贾队长说：“陈队长想要你那种打火机，可是沈阳没有卖的，那是我哥从国外带回来的，你看这事儿怎么办呢？”
“这好办，给他弄个便宜的，我跟他说，不行我的给他。”贾队长对我说。
十多天后，三哥又来了，果然带来了一百多元一个的仿造打火机，我趁没人的时候给了陈队长。从那以后，陈队长再也不找我干别的活了。
我在这种复杂的环境里慢慢地学会了如何应对警察的敲诈行为，如何躲避警察的酷刑和侮辱。但是无论你多么聪明，也无法逃过警察的手心。正所谓“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好猎手”。况且我们已经是警察的网中之鱼，盘中美味，他们当然可以任意宰割，因为他们受到了法律的保护。
七、应该被改造的不仅仅是被法律宣判过的犯人
我在自觉接受改造的同时，还发现：在这个大院子里，应该被改造的不仅仅是被法律宣判过的犯人，劳改队里的一些警察也应该受到制裁，接受更深刻的改造。
我在和犯人们一起接受改造的时候，看到了一些警察正在将一些犯人改造成更高级的犯人，将没有犯罪技能的犯人改造成拥有全面犯罪技能的优秀犯人，被改造后的高级犯人和优秀犯人被组织起来，在那些警察的统一指挥下，与法律展开了新一轮的较量。
我所知道的，最典型的事情就是一些监狱里的干警组织大批犯人到辽河油田偷取原油。
盘锦劳改队坐落在辽河油田里，油井就在劳改队的水田里散布着。警察为了给自己谋取利益，想出了一系列的妙计。这一系列的妙计的精髓就是巧妙的利用了犯人的特殊身份和劳改队的特殊单位性质对其自身的犯罪行为进行保护。因为中国的法律有规定，犯人在服刑期间犯法，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交回劳改队，又劳改队处理。劳改队的监舍不允许油田的警察进行搜查、抓捕。这就为劳改队的警察实施集体犯罪、组织犯人偷取原油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
听说某水田中队的警察因组织犯人偷油而发了大财。他不仅让犯人用自制的油罐车（就是在马车上，加装一个自制的大铁箱子）在夜间偷油，而且还用偷来的钢管，让懂技术的犯人把油田的输油管直接通到劳改队的犯人监舍院内。然后再和非法炼油厂的业主联系好，他们将一辆十吨的运油车开进劳改队院内，装满油就马上给警察点钱，警察们自然是人人有份儿，当官儿的多拿，经手的多拿。直接参与偷油的犯人会得到一只鸡和一瓶酒。遇上经手的警察心情好，可能还会给直接参与偷油的犯人买一条烟。
我们瓦厂的警察开始并没有从事偷油活动，只是让托管的犯人赶着“毛驴车”，到油井附近拉一些凝固的原油，拉回来后也不卖，只是充当铁炉子的燃料给犯人取暖，这样可以节省一点儿犯人的生活经费。
时间长了，看到别的中队的警察们骑着摩托车，抽着高档香烟，有的警察便红了眼睛。于是，我们的瓦厂也加入了偷油的队伍中。
首先是焊了一辆能装三吨半的油罐车，买了两匹拉车的老马，训练了两个专门偷油的脱离管制的犯人，又在瓦厂生产车间后院修了一个能装二十吨的储油池。一切准备就绪后，一个特殊的警匪混编盗油团伙就正式开始行动了。
白天，参与盗油的警察负责踩点儿，查看地形地貌，做好反侦察的工作。晚上，参与盗油的犯人赶着马车，在夜色的掩护下，到油井旁边，用警察事先准备好的作案工具，打开油井的阀门儿，接上简易的胶皮管子，只需要一个小时，一车油就装满了。然后，犯人赶着马车运到瓦厂的储油池里，接着再来第二趟，第三趟。正常情况下，一个晚上能偷四到六车油。负责的警察开着摩托车在沿途巡视放风。一旦发现了问题，立即用对讲机通知盗油的犯人放弃油罐车，骑马逃走。
拂晓以前，盗油就会结束。警察会根据盗油的多少，买一些烧鸡、香肠、罐头和白酒之类的奖品，慰劳盗油的犯人。其实，犯人消费的连百分之一也不到。这一点很容易证实，刚从事盗油一个多月，两个年轻的警察就各自买了价值五千多元的摩托车。
后来有一次，听说盗油的犯人被油田的警察抓住了。瓦厂派了两个警察去领人，给油田警察送了点儿礼品，吃了顿饭，事情就算摆平了。第二天，犯人照样是赶着马车去油田偷油，警察的钱包也就这么一天一天的鼓了起来，国家的原油也是这么一天一天的少了下去。
有时，我和警察开玩笑说：“进来的时候是一面手，单向发展。进来以后学成了多面手，全面发展。”
警察也很幽默的说：“改造也是深造，只要是技术，就要精益求精。谁没有罪？为什么你们被抓进来了，别人就没进来？就是因为你们的技术不够精。”
八、机遇加智慧的巧妙吻合，我终于摆脱了地狱般的劳改队改造生活
到了第二年冬天，我参加瓦厂的小分队打苇子。三哥给我送来了一付皮手套，这又无意中惹了麻烦。一个站岗的民兵小伙子看上了我的皮手套，于是用一付破手套跟我换，我没同意，到了下午干活的时候，他找个借口对我大打出手。可是我却不能还手，还手就是拒绝改造，要加刑的。帮我忙的那个警察了解情况以后，把我调了出来，让我在苇塘边的一间小屋里给几个警察烧水做饭，我又躲过了一劫。
盘锦的苇塘里，野生鱼类很多，一条横穿苇塘的大河里，每隔一百多米就有一个鱼网。冬天来了，打鱼的人每隔一两天就来取一次网中的鱼。由于到入冬，冰层太薄了，人一踩上去，冰面上就发出啪啪的响声，很吓人。
有一天，我正在屋内烧水，忽听外面有人喊：“救命啊！有人掉冰里了！”
坐在屋里休息的老警察立即大声对我说：“快去，郭明杰，机会来了！”我飞一样朝着喊声跑去，可是跑到跟前我傻了，刚一踏上冰面，冰面就啪啪响，我立即趴在了冰面上。这时后面又来了几个犯人，我回头大声对他们喊：“快趴下，减轻压力，拿绳子来！”后面的犯人迅速从冰面上滚过来一捆儿捆苇子用的草绳子。我和另外两名犯人快速将草绳抛向水中，很快，我们就把他从水里救了上来，这次我和另外两个犯人立了大功。
晚上，帮我忙的警察找到了我，他对我说：“郭明杰，你的机会来了，这次你立了大功，要减刑的。”
“能减多少？”我问。
“这就看影响有多大了？”他对我说。
“影响越大，减刑越多对吗？”我说。
“对，非常对，你看怎么把这件事儿做大？”他对我说。我想了一下对他说：“这样吧，我写一篇文章把这事儿报道出去，然后你帮个忙，到外面马上制作一面锦旗，买一些鞭炮，雇几个敲锣打鼓的，让被救的人送到劳改队来，我马上写信让家里把钱送来。”
“信就不用写了，我知道你这两年花了不少钱了，我先帮你办这事儿，等你出去后别忘了我就行了。”他客气地说。我连夜写了一篇题为《犯人真情也是情》的文章，稿子投出七天后，《辽宁劳改报》全文刊载了它。被救的人和家属二十多人按照我的设计敲锣打鼓，鞭炮齐鸣，大张旗鼓地到劳改队送了一面锦旗，并且声泪俱下地千恩万谢，强烈要求给我们几个犯人重奖。
总队领导非常重视这件事儿，亲自对我们进行了面对面的调查，我们三个犯人按照事先排练好的台词对答如流。最后法院裁决，我们三个人全部提前释放。释放那天，他们两个抱着我说：“郭老师，你真是个英雄，没有你，我们也就减一年刑就不错了，我们一辈子都不会忘了你的大恩大德呀。”
“算了吧，出去以后，好好做人，再也别做违法的事儿了。劳改队根本就不是人呆的地方，千万不能再回来呀！”我诚恳地对他们说。
机遇加智慧的巧妙吻合，我终于摆脱了地狱般的劳改队改造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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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iyuan

谢谢楼主！